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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过夏坚勇的《绍兴十二年》，进而读他的《庆历四年秋》。这本书依然采用以某一年为切入口的写作方式，试图还原历史上有名的“庆历新政”。此书虽然是写故事，但许多笔墨放到了人物上。每个人在这场变革中，都受到环境的影响，加上性格使然，而导致不同的命运。当我读完这本书，掩卷长叹，不禁想起电影《笑傲江湖2：东方不败》中的一句台词：有人就有恩怨,有恩怨就有江湖。人就是江湖,你怎么退出？旧与新这一年是北宋庆历四年，岁在甲申。自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已经八十四年，而距靖康之难北宋覆亡还有八十三年，也就是说，在北宋王朝的历史上，这一年恰好处在中点上。
《将进酒》对宋史略熟的人都知道，此时的北宋正处于“十字路口”。为了应对“危机”，庆历三年（年），宋仁宗下定决心开始进行改革。改革的原因大致分为两方面。一个是历史原因，这是旧问题；一个是现实原因，这是新问题。旧问题是常说的“三冗”：“冗员”、“冗兵”和“冗费”。“冗员”是指官僚机构庞大臃肿，行政效率低下，且每年都在增加官员；“冗兵”是指北宋采用募兵制，由朝廷花钱养兵，但兵多而不精；“冗费”是指除了官员和军队的财政开支，还有对外的“和平费”和皇帝一家的“日常开销”。新问题是“内忧”和“外患”。“内忧”是农民起义和兵变在各地相继爆发，正如欧阳修所说“一年多于一年，一伙强于一伙”，需要朝廷四处救火；“外患”是宋夏两国开启战争，宋朝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和物资，但朝廷入不敷出。如果归纳宋仁宗解决问题的思路，大致分成三步：搭班子、定措施、促改革。第一步是搭班子。吕夷简退休后，仁宗调整了执政班子，章得象和晏殊由枢密院调中书省，同为宰相，枢密使由杜衍担任。这中间，章得象和杜衍已年过六旬，晏殊五十多岁，都是持重而守成的老官僚。仁宗的用意是，这几个人其实相当于“影子内阁”，用这几个虽不会有多大作为却颇具兼容性的老臣主政，可以为即将进入二府的新锐人物提供最大的施展空间。在他的心目中，被寄予厚望的新锐人物是：范仲淹、韩琦和富弼。
《吹皱一池春水》这一年，范仲淹54岁，已过天命之年。多年官场的沉浮，让他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去引领这次改革。这一年，韩琦35岁，宋夏战争中，他前期力荐主动进攻，但由于宋军败多胜少，后期认同范仲淹的“稳固防守”战略思想，逐渐扭转劣势，赢得军民和朝廷的信任。这一年，富弼39岁，已近不惑。宋辽和谈中，他从宋廷角度出发，据理力争，为朝廷赢得尊重，让宋辽之间重新获得“和平”，因此获得仁宗赏识。同时，宋仁宗又提拔欧阳修、蔡襄、王素、余靖同为谏官。在宋朝，谏官的职能可分为内谏与外谏两部分：内谏是对君主的监督，给他提建议；外谏则是对朝廷官员的监督，为皇帝提供信息，成为"耳目之官"。在这个班子中，范仲淹、韩琦和富弼等人进行顶层设计；欧阳修、蔡襄、王素、余靖等人负责监督实施。这些人无论是政治阅历，还是年龄层级，看起来都很合理，这似乎说明宋仁宗是想做点事的。第二步是定措施。当西夏请求议和，宋夏战争便告一段落。宋仁宗于是让范仲淹、富弼等人出具改革措施。不久，两人上奏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》。《十事》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：整顿吏治，七事；发展经济，二事；加强军备，一事。可见这是一场以吏治整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。不要一听到“政治”这两个字就以为多么神圣堂皇，政治是什么？一本《魔鬼辞典》中这样定义：“一种假装成不同原则的利益冲突。”也就是说，“原则”只是标榜，“利益”才是实质。或者说，大喊大叫的是“原则”，耿耿于怀的则是“利益”。这正是政治改革的难处，一旦触动了已然固化的利益，谁也不是沉默的羔羊。
《吹皱一池春水》如书中所述，此次改革的重心是吏治整顿，试图解决“冗官”问题。但当这些政策实施后，对当前官僚集团的特定人群产生很大的影响。面对“利益”冲突，这些人开始反击，阻扰改革。但是，范仲淹等人却没有给出相应的应对措施，导致改革“举步维艰”。第三步是促改革。想要一项政策能够真正执行下去，就必须选择突破口，一把手要亲自抓细节，强监督，才能确保落地。这个过程，通常要树立样本，一是给大家信心，二是让大家模仿。欧阳修在五月的上书中曾提出选派按察使，对官员的能力和政绩进行考核。按就是巡行，察是审察，边走边看，也就是巡视的意思。朝廷当时没有采纳。现在为了推行新政，作为配套措施，按察使应运而生。第一批先任命了三路按察使——路是宋代的行政区划，规模略大于现在的省级建制——分赴京东、河北等地巡视，由他们根据巡视情况提出升迁或罢黜官员的建议名单，上报中央。
《吹皱一池春水》然而在具体的操作上，由于新政是吏治整顿，所以阻力相当大。此时已经54岁的范仲淹虽然想有所改变，但复杂的政治环境，加上自身的局限性，又让他无法真正放手一搏。范仲淹这个人既是理想主义者，又相当世故，他想用世故的手段达到理想主义的目标。作为政治家，这通常是比较讨巧的做法。新政从朝廷的人事制度入手，但人事这东西太敏感，一旦触犯了“人”的利益，这“事”就不好办了。最常见的遭遇是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，而且所有的“对策”皆字正腔圆句句真理——字正腔圆地瞒天过海，句句真理地贩卖私货。最后是“对策”堂而皇之地上位，原先的政策变味了，甚至走向了反面。
《菩萨蛮》看似很完美的一切，在执行过程中逐渐脱离原来的模样。众多角色相继出场，又陆续退出舞台。在这个名曰“庆历新政”的故事里，留下了许多莫可名状的故事。广义上讲，从庆历三年（年）九月范仲淹等人提出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》开始，到庆历五年（年）八月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，这个历时约两年的改革就此结束。君子与小人历史书上，对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有很多，大致可以归纳到以下三条：一是宋仁宗的主观意识不强。无论古代还是近代，一把手的意志是改革成败的关键。如果不能始终如一，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和非常的手段，那么改革多半“无疾而终”。宋仁宗在改革遇到困难时，想的更多是“官家”的权力制衡，因此也就丧失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机会。二是改革的措施及推行方式缺乏整体规划。改革就是打散原有的利益重新洗牌，这里面必定有很多“禁区”。范仲淹作为改革的主要参与者，遇到问题，想以人情世故作为手段，试图达到法制的效果，这显然是不能成功的。另外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，没有相应的配套制度去推动政策落地。比如当一大批官员被迫下岗，如果社会没有相应的“保障”或“发泄”渠道，这群人肯定会“造反”。三是保守派的强大。由于改革的主要对象就是官员，那么在涉及到自身利益时，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挠这种变革。加上新政派在推进过程中的不成熟，让“朋党论”成为自身最大的“污点”。在以维护皇权的社会中，党争如果引来皇权的猜测，那么就只有接收失败的结局。四月初的一天，两府执政都在场时，皇上向大家出了个题目：“自昔小人多为朋党，亦有君子之党乎？”他当然希望下面的人作出“君子不党”的回答，哪怕他们口是心非也好，因为那毕竟是一种承诺，也是作为人臣者对一项基本政治操守的重申。
范仲淹的这个回答，意在敲打被皇上视为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“朋党理论”。关于朋党，这原先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问题：君子不党，结党者必有祸心。经范仲淹这么一说，却变成了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：朋党本身无所谓好坏，关键在于什么人结党，是君子之党还是小人之党。
《干卿底事》此事过后不久，欧阳修写了一篇著名的《朋党论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他旁征博引，证明“小人无朋，君子有党”的论点。《朋党论》是欧阳修上呈仁宗的，仁宗看后的反应如何呢？没有说。
没有说不等于没有话说，只是还没到要说的时候。那就骑毛驴看唱本，走着瞧吧。
皇上的想法是，即使没有毛驴，但只要自己有唱本，照样可以走着瞧。
唱本者，祖宗家法也。
《干卿底事》很多事情，一把手不表态并不表示默许，更多的情况是他目前觉得时机不成熟。只要时机成熟，一把手说对就是对，说错就是错，别人没有申辩的余地。庆历四年（年），欧阳修36岁，他才华横溢，有一大批文人追捧。但是文章写的好并不代表政治智慧高。在“朋党”这个问题上，他还是太年轻了。在官场上混的人物，政治敏锐性都极强。由“朋党论”引发的论战，表面上似乎没有波澜，但实际上已指明了方向。保守派的策略就是用“朋党”来证明新政派的动机不纯。他们只对范仲淹、富弼、欧阳修等进行人身攻击，尽量不针对具体的改革措施。在保守派一波波的攻势下，宋仁宗也逐渐放下了坚持。君子党而不群，小人群而不党，难道就不可能么？政息与人亡《岳阳楼记》的全文，我已忘却大半。但是开头的那句话却朗朗上口：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具兴，乃重修岳阳楼……”滕宗谅就是滕子京。其实这个人并非庸常之辈，按当今组织部门的用人标准，他绝对属于想干事、能干事、干成事的能吏，唯一不足的是“常出事”，因此麻烦不断，经常处于争议的旋涡之中。
《干卿底事》滕子京由于“泾州挪用公款案”（后查实纯属冤案）深陷其中，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上书求情，使得他仅官降一级，被贬为凤翔府知府，后又贬为虢州知州。庆历四年（年）春，御史中丞王拱辰不断上奏参劾，其被贬知岳州。到此为止，滕宗谅事件尘埃落定。不能不说，在这次事件中，范仲淹道义上是失分的，他那种为朋友奋不顾身“横身挡之”的做法，可能会过早地唤醒仁宗对“朋党”的警惕，从而给正在推行的新政笼上一层阴影。
《干卿底事》很多时候，当事人的一些行为可能并无深意，但在别人眼中可能就有了其他含义。在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暗示下，许多故事便发生了。而且，故事的走向很可能超出当事人的想象。比如在中国的一些政治事件中，借刀杀人、旁敲侧击、指桑骂槐等手段层次不穷。如果没有一双慧眼，很难透过迷雾看到真相。以后人的眼光来看，在滕子京的这件事上，就算是已过天命之年，在政坛上起起伏伏的范仲淹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。庆历四年二月，滕子京被贬到岳州。庆历四年六月，夏竦开始攻击“新政派”。他让婢女模仿石介的笔迹，诬告富弼想要行废立君主之事。宋仁宗没有表态，但是预感到危险的范仲淹和富弼上书申请巡视边防，离开中央。我们只能猜测，他们明知道这一举动会引起宋仁宗的猜忌，但还是坚决离开中央。或许他们已经知道“新政”已经无法推行下去了。庆历四年六月，范仲淹为陕西、河东宣抚使，离开中央，前往西边。路过郑州时，碰到老宰相吕夷简，两人虽政见不同，但还是见了一面。吕夷简问范仲淹为什么要急于离开朝廷，范不好说夏竦打小报告的事，只说是想经制西事。吕夷简则认为，想经制西事，还是在朝廷更方便。一旦离开了中央高层，失去了权力的魔杖，想办事就更难了。吕夷简精通官场中的钩心斗角之术，在他看来，即使就明哲保身而言，离开朝廷也是错误的。宋代采取二府班子集体觐见皇帝的制度，极少有个人面见皇帝、独进谗言的机会。范仲淹离开了朝廷，就给了政敌在皇帝面前诽谤攻击他的机会，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就很难说了。
《添字丑奴儿》庆历四年八月，富弼也离开中央，担任河北宣抚使。
庆历四年九月，宋仁宗罢免晏殊的相位，提杜衍为宰相。晏殊是富弼的老丈人，也是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的引荐人。庆历四年十一月，监进奏院苏舜钦发起的秋赛宴会，与会者十几人都是范仲淹引荐的青年才俊。由于聚众赛诗中含有诽谤周公、孔子的敏感字眼，而被全被降官处分，其中苏舜钦的处罚最重，朝廷对他永不叙用。苏舜钦的另一个身份是杜衍的女婿。庆历四年秋，真是多事之秋。但这还没有结束。庆历五年一月，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，知邠州、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；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，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、知郓州；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，出知兖州。庆历五年三月，韩琦罢枢密副使，加资政殿学士，知扬州。至此，庆历新政的主要操盘者全部被逐出中央。同时，新政的部分改革措施被废除。庆历五年八月，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，改知滁州。对大多数官员而言，新政是危险和机遇并存的。我们常说，一个人的命运，除了自我奋斗外，还要看历史进程。当新政失败，这些人必须接受各自的命运。这大概就是“政息人亡”。古人常说“人亡政息”，但大多数情况还是“政息人亡”，文字前后顺序不一样，每个人的命运也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庙堂与江湖被罢免的苏舜钦离开东京，选择了苏州，而没有回老家四川。他在这里买了一所园林，修了沧浪亭。试图与庙堂划清界限，独自享受江湖乐趣。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风直到夜郎西。苏舜钦的一腔愁绪凭何寄予呢？范仲淹在邓州，富弼在青州，韩琦在扬州，欧阳修在滁州，王洙在濠州，陆经在袁州，老丈人杜衍在兖州，石介的墓则在泰山脚下的奉符。
《秋水江湖》宋朝对文人是厚待的。这些被罢免的官员，在生活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政治迫害。他们很多人在一生中，多次会因为政治原因而奔走在庙堂与江湖之间。当文人们习惯了这种变动，经常在江湖之中借诗词歌赋来抒发自己的情感。由于新政而罢官的这些人中，比如范仲淹、欧阳修、晏殊、苏舜钦等。他们职场失意，文场得意，留下了很多流传至今的文章。嗟夫！予尝求古仁人之心，或异二者之为。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，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？其必曰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乎！噫！微斯人，吾谁与归！
《岳阳楼记》范仲淹的这篇名作如果少了这一段，就失去了光芒。作为一名官员，作为一名文人。他骨子里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，想要实现国富民安。但是，北宋的现状让他无法实现这一切。人生在世，无论是齐家治国，还是独善其身，都会遇到很多困难。面对困难，难免有困惑。有人说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。又有人说知其可不而为之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总要有一点理想，并学会自我情绪调节。当我们能够参透一些人生道理，或许就能从容的面对世俗的“烦恼”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这是为人的一种大智慧。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这是为官的一种精神。当范仲淹在江湖上漂泊时，韩琦也远离庙堂被贬到了扬州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一个人。这个人是扬州府衙里从八品的签判，前几年刚刚进士及第。此人不修边幅，热爱读书。他叫王安石。此时的他还未展露头脚，仅仅是一名基层官吏，属于他的舞台还要等到24年后。在后来的故事里，这些庆历新政的“老人”，比如欧阳修、富弼、韩琦。他们将和王安石上演又一场“旧与新”的争论。许多“庆历新政”中发生的故事换了副面孔又在重复上演。在这次交锋中，一些“老人”基于自身的政治角色从“新政派”变为“保守派”，这种身份转变颇有戏剧性。或许他们从王安石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的影子，又或者想起了“庆历新政”中曾经的失败，曾经的惆怅，曾经的不甘。当王安石被迫离开庙堂，距离北宋灭亡的时间还有41年。也就是说，在北宋王朝的历史上，那一年大约在四分之三处。一切都似曾相识。不管身在庙堂，还是身在江湖，这都是人的故事，也是不断重复的故事。庆历新政就这样结束了，但似乎又没有结束。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