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一种自己被疫情撵着屁股踹的感觉，一脚把我踹到这里，一脚把我踹到那里。好像自己是“脱口秀界的哈雷彗星”，就是特别地不吉祥。
讲述者：勺子黑灯吴鼎二维马
上个月，我听说了一个故事，脱口秀演员勺子从海南流浪到广州，最后到了杭州，她被防疫政策撵着全国跑。
我没想到，在防疫要求这么高的年，还有女孩能跑遍半个中国。
我们找到了勺子和她同样回不去家的三个朋友，聊了聊这段在中国大地上流窜的故事。他们的身份都是脱口秀演员，从五湖四海来，现在全都滞留在杭州。他们的职业是讲笑话，回不去家的悲惨故事，也被他们讲成了一场脱口秀。
1、“叮咚机大狗叫”
勺子是一名住在上海的全职脱口秀演员，河南开封人。她从年中旬开始讲脱口秀，讲了两年多，现在平均一个月演出场。年3月中旬，勺子准备休个假。
勺子：我觉得都演了整整一年了，没有休息过，那就去三亚。我没有做任何的旅游攻略，我一年消费一下怎么了？我是个人对不对？然后犒劳一下自己。
我完全没有想过要犒劳自己那么长时间，因为我的收入水平也没有那么高。
3月22号，在上海的全面封锁还没开始之前，勺子飞到了三亚。每天在泳池游泳，游累了就到沙滩躺着，像一个正常游客那样过着海南时间。
勺子：三亚的疫情没有那么严重，所以我在海滩上是不戴口罩的。但是沙滩有功放的大喇叭用三亚话在宣传防疫，说的是“叮咚机大狗叫、叮咚机大狗叫！”我躺在沙滩床上，我听到了，但是我不懂。
有一个沙滩管理员跑过来指着我，他说“小姐大狗叫！”我说大狗叫就叫呗关我屁事，然后他就翻了个白眼，非常不耐烦，他把自己的口罩摘掉了之后又戴了上去，他说“大狗叫！”我当时就明白，这个就叫做“大狗叫”，我说行行，那我叫我叫我叫，然后就把口罩戴上去了。
我后来才知道那个“叮咚鸡大狗叫”普通话意思是“听通知戴口罩。”
勺子在三亚待了五六天之后，3月28号，上海开始施行浦东浦西轮流封城政策，三亚到上海的航班因此被全部取消。勺子开始慌了，担心自己回不了家。
勺子：我当时打电话给居委申报，我说你好，我想回上海，居委就愣住了说，听你的口音，不是上海人。我说对，我是这个小区的租户，我想回上海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？居委一听就非常不耐烦，说，“这都啥时候了，你这个外地人还想来上海？”
我就很愤怒，在居委的眼里，我就是个舔狗。别的舔狗舔的都是什么帅哥美女啊，我舔的什么？是个病危的。
上海这个逻辑就很有问题。如果我有病，我为什么要回上海？如果我没有病，那为什么还要拦着我呢？我就没有寻死的自由吗？我就想体验抢菜的快乐怎么了？我就迷恋被人禁锢的感觉怎么了？我对做核酸有瘾行吗？我是个核酸癖，在外面做核酸的频率实在是太低了，我现在一天不做我就浑身抽搐，我现在每天吃完老冰棍，我都要留着那个棍捅自己两下，捅完了我就觉得是这个味。
上海的居委跟勺子说，没有通行证，即使人到了上海也不能进小区。眼看着上海是暂时回不去了，勺子为了省钱，先就近投奔广州的朋友，再另做打算。
勺子：那我还可以去哪呢？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我的老家河南开封，这个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了。问就给我们河南开封的居委打电话，我说能不能回去，他们就表示非常欢迎，对方说，“妮儿，你就回家里最安全。”
结果就在我起飞当天，广州的疫情爆发，开封的居委就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：“妮啊，广州的毒株听说变异了，你不想你自己，你也考虑考虑恁爹妈。”我当时其实还是抱着一丝丝残念，我说那我如果一定要回去，我愿意隔离，居委说，这个费用必须是我自己出。
我算了算一天块钱，15天也就是块钱。一说要掏块钱，其实我想想我也没有那么想念我妈了。
勺子只好先在广州住下来，她的行程码带上了上海的星号，去别的城市变得特别麻烦。于是她决定先在广州待到星号消除。
勺子：而且我很慌的一点，就是我来三亚，我全部都是那种比基尼、吊带、背心，所以导致我飞到广州的时候是没有衣服穿的，我都是一直在蹭朋友的衣服，就让他们施舍给我。
那段时间，勺子非常焦虑，每天都在刷上海的新闻，但又做不了什么事情，走在广州的街头，一边有负罪感地享受着广州生活，一边对上海的状况骂骂咧咧。她就这么熬了快10天，结果在消掉行程码星号的当天，她去过的地方，出现了确诊患者。
勺子：真的，我去吃了个肠粉，路过了那个一个商场，结果当天那个商场就有一个，我的健康码变黄了，真的是一分钟都没给我耽误。真的我的这个档期真的太满了。
真的病毒老爷们能不能给我个双休，让我歇歇48小时，让我缓缓行不行再追我，给我气死了。
广州朋友就说，我这一路就是星星点灯，真是照亮我的家门，真的是我去哪儿哪儿带星。我朋友会调侃我，我去哪封哪，说我是下一站封后之类的。
这个时候，全国的脱口秀线下演出都停得七七八八，勺子几乎断了收入。她一边交着上海出租屋的房租，一边付着广州的酒店房钱，开销更大了。
当时还能正常演出的城市只剩杭州和深圳，勺子在杭州有不少认识的朋友，当时防控政策也算友好，最终勺子打定主意去杭州。
勺子：你知道杭州对我有多好吗？杭州，我落地当天下的是瓢泼大雨，我身上只有短袖可以穿，我为了保暖，我叠加了三套短袖，你敢信吗？来接我的那个出租车师傅都惊呆了，他说姑娘你好潮啊，我说我也是迫于无奈，师傅你赶快开车吧。
第一步就是解决住宿的问题，勺子算了算，比起住酒店，还是租房子的价格更划算，于是下了飞机就直接去和中介看房了。
勺子：我在第一套房子待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，我身上三件短袖全都湿透了，咱也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对不对？我拿那个吹风机把最外面的那一套短袖给吹干了，然后又套了上去，反正最起码外面的人看起来我是干净的。
那雨太大了，根本就没有车，然后就走路去。第二套房子，好家伙，怎么说呢？如果那个第二套房子它是一个人的话，那它就是一个体毛非常茂盛的人。太潮了，就是这个犄角旮旯它怎么能长毛呢？我比喻一下，他的鼻毛长到了他肚脐眼上。
第三套房子它有多诡异呢？它的门都没有锁，他居然要租给我，我不知道在这个中介眼里我到底是一个什么傻缺形象。但是我觉得我为了我维护我的尊严，我还是去跟他租了第一套房子。
如果这我的第一套房子也是一个人的话，他就是不停地掉那个头皮屑的感觉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墙皮它会脱落下来。但是，我可以忍，因为比那个鼻毛确实好很多了。
4月13日，勺子终于在杭州住下，一个月房租。她也开始在杭州演出，一个月二三十场。
勺子：我其实已经养成习惯了，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什么刷牙洗脸，然后去做核酸，晚上就去演出。
我现在赚的是之前在上海的零头，一个月保守估计块，可以吃上低保的生活。之前的话，跟正常上班的小白领差不多。
这一趟的花费我不敢算，我现在尽量不让自己去想这件事情，因为想的话我就很难过：凭什么我要遭这种罪？我又不是流窜犯。
2.、勺子的朋友们
勺子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外漂泊的人。
在杭州，勺子结交了三个一起漂流到这里的朋友，分别是吴鼎、黑灯还有二维马。他们都是脱口秀演员，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家，在杭州漂着演出。
勺子：吴鼎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杭州演出的剧场里，他的段子特别得好笑。他虽然真的浑身上下散发出来那种东北二逼青年的那种气质，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山西人。
吴鼎在哈尔滨读研，业余说脱口秀。去年12月，哈尔滨开始施行静态化管理，脱口秀等线下演出全部叫停，学生们也都封在学校里不能外出。
吴鼎：我学的是物理与光电工程里的电子信息，平时也主要是在哈尔滨，在东北。
学校一封闭就会不进行线下授课。他们会把学生叫到教室里，然后拿教室的投屏放网课，老师不来，我也是看麻了，我也没想明白这什么操作。
我的课业不是那么繁忙，我想不如就出来，但是你出来了就不可以再回去了，学校解封了你才可以再回去。
年四月中旬，吴鼎离开了学校。为了能正常演出，他去了杭州。
吴鼎：我从学校出来之前，我寻思这有一个月咱也解封了，拿两件随身的衣裳，拿两件哈尔滨春天衣服，完了。我的很多什么T恤、短袖、短裤，一些时尚小穿搭，都在学校里。结果来杭州一看温度，人家这穿不了秋裤，我从学校出来拿了三条秋裤，这都白拿了。
离开哈尔滨，来到公里之外的杭州，吴鼎能明显感觉到观众的反馈特别不一样，脱口秀的段子和人一样，也会水土不服。
吴鼎：可能不同的地方他吃的内容不太一样对吧？比如说你在哈尔滨，你讲什么互联网公司，你讲什么产品经理什么的，谁理你，哪有产品经理，没那活儿对不对？在哈尔滨没有这个工作，大家都是公务员、老师，做传统行业。你就想谁好人开互联网公司往东北开，那不有病吗？
跟勺子收入锐减不同，吴鼎从哈尔滨来到杭州，却对目前的收入很满意。
吴鼎：我算了一下一周能有10场左右。跟上海演员肯定比不了，但跟我们哈尔滨比很好，因为哈尔滨的脱口秀市场不是那么好，我们一周才就演两场。
上海我听说过最狠的人，是那个黑灯。他一天演的顶我在哈尔滨演俩月的了都。我们之前聊天，他说他感觉来休假很放松，我感觉好累，怎么这么累，怎么又连着演。
吴鼎说的赶场王黑灯，是勺子的第二个朋友，黑灯是江苏宜兴人，平时住在上海。
勺子：因为黑灯老师眼睛不好，所以大部分时候是戴着墨镜的，他头又是爆炸头，感觉就很像一个钢丝球，在耍帅的感觉。
黑灯：我视力不太好，所以其实很多工作都做不了，我现在视力其实已经在法定意义层面上算是一个盲人。我们这个病叫做青少年黄斑变性，是一个罕见病，12,个人里面只有一个。所以人非常少，又没有治疗的方法。
勺子：吃了几顿饭之后，我发现黑灯他在吃饭的时候是非常不方便，因为他看不清桌上的食物，特别是火锅。因为火锅它那个食物是分散在锅底的，所以需要旁边的朋友帮他去捞一些食物。但是好在黑灯老师他这个人比较有自知之明，他不会给我们添麻烦，他这个人不挑食，你知道吗？给他捞啥他吃啥，给他捞啥他吃啥，挺好的。
黑灯说，他开始讲脱口秀，就是为了宣传这个罕见病。他和朋友做了个
